中评社北京3月3日电／习近平同志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学者的光荣使命，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大地，坚持问题导向，用科学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不断深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

　　中国经济学创新发展的重要启示

　　经济学是实践性很强的致用之学。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我国经济学研究都取得了重要成果，我国经济学者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比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陈翰笙、薛暮桥、孙冶方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结构为主题，基于对不同地区农村经济的一手调查研究，对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政治关系的普遍性质作出阐释，为我们党判断中国社会性质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经济学者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不同所有制及经济成分的关系、社会化大生产中的商品货币关系、价值规律的作用和按劳分配等的认识；改革开放后，许多经济学者深入改革开放伟大实践，探索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为改革决策和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撑；等等。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经济学创新成果的产生大都源于破解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正是重大问题的出现，提供了重大理论创新的土壤。经济学者抓住机遇对这些重大问题进行科学分析和研究，推动时代进步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就会应运而生。这样的经济理论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思想的原创性。比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学者们以科学方法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学者们论证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可以与市场经济结合；等等。这些原创性理论成果都来自中国社会土壤，来自解决中国的真问题，大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创新发展。

　　二是研究范式的重大转换。比如，上世纪20年代末，陈翰笙在苏联担任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研究员期间，与那里的一批理论家发生激烈争论，于是决定告别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的研究范式，回国“对中国的社会作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研究中发现，仅仅关注生产力的西方研究范式是不能回答中国社会性质这一重大问题的，于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着眼于生产关系来调查和研究中国农村问题，通过实地调查发现新“元素”，进而同已有“通说”或“定论”形成有力对话。又如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从改革开放实践中发现问题、寻找解决方案，逐步形成适合中国国情和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再将这些理论转化为政策建议，用以解决改革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三是以解决问题为目的。比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经济学家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不是学院式的争辩，而是根据具体的事实和经验，探讨中国农业改造运动或农民运动的任务与性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经济学者深入思考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分配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学者直接参与改革实践，有的还成为改革的直接推动者。当他们为解决问题而站在时代潮头时，显然不是仅仅为了创造一种理论而进行研究，而是想让理论研究成为决策和政策制定的参考，在推动实践方面发挥应有作用。

　　从实践出发、以问题为导向是科学的研究方法

　　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启示我们，从实践出发、以问题为导向是经济学创新发展的科学方法，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体系、实现中国特色经济学创新发展的科学路径。

　　从实践出发、以问题为导向是准确认识国情的有效途径，而准确认识国情是进行理论创新的前提。理论的谬误往往因无视国情的生搬硬套而产生，经济理论创新必须纠正忽视思想性的唯技术化倾向，防止缺乏分析基础的虚无化倾向，摒弃无视国情或忽视研究对象典型特征的错误倾向。通过技术化处理，直接照搬基于其他经济体特征而形成的理论，把研究对象仅仅视作检验西方主流理论的案例，这种分析或许可以产出大量论文，甚至更容易在国外期刊发表，但对于解释和解决所研究经济体的实际问题不仅无益，反而可能有害。对国情的客观分析是理论创新的前提。认识国情就要找准并科学分析一个经济体的典型事实和基本特征，尤其是以问题为牵引发现经济体的独特性，分析其不同于其他经济体的体制特征、典型事实及其经济结果。